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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书讯
你对我的心知道多少?

作者:杨静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说过,一切哲学都是自传:一位好作家应当将自己的灵魂倾洒在纸上,如果有人理解了他的作品,就会理解他的为人。在一次罕见的采访中,李安说:“如果你想了解我,一切尽在我的电影中。” 而《读李安》正是这样一部透过他的电影来了解他的为人和他强大精神世界的力作,了解他对东方哲学深厚的理解与对西方哲学深刻的把握,以及两者如何浑然天成,在他身上的融合。李安哲学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其将东西方思想元素混合在一起的方式。由此而知,李安之所以成为李安,不仅是因为他足以傲人的才华,更因为他深厚的德具——传统东方哲学的沉淀与西方哲学的升华!

李安的东方哲学体现了“克己”与“自然”的主旨。道德经有云:“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电影《卧虎藏龙》昭示,本真的自我修为是一个人的天性自由与社会角色、关系和责任之间的平衡。而男主人公李慕白提供了一段有关武术真谛的教训:自我修为。“勿助,勿长。不应,不辩。无制,无欲。舍己从人才能我顺人背。”庄子所描述圣人的形成:“知天之所为,与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然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智之所知,养其智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途夭折,是智之盛也。”圣人将人类知识和自然知识相结合,从而产生了对一个整体世界的充分理解。进一步而言,他或她依照“天”的自然节律而生活,才能生存在真正的和谐之中。李慕白后来说:“真正的技艺毋需费力。”只有当一个人与自然界和自己的对手都能和谐进退之时,才会取得武艺的精进,也才能真正完成自我的实现。故成其谓“真人”。庄子说:“天与人不相胜也,是谓真人。”“抱德温和,以顺天下,是谓真人。”

李安将道家的生活方式看成是一个情感的世界。与理智不同,情感直接而无所顾忌地源自内心最深处的主观核心,充满了从来都无法清楚加以表达的意义。“面对情字,再大的英雄也莫可奈何。” 正如我们在对李安哲学的分析中还发现的那样,情感更易跨越文化的鸿沟,使我们深深地认同人类的真理,无论我们是在哪里找到这些真理的。无论是在西方或东方的参照体系内,李安对情感的描述都忠实于人性是普遍共有的。

李安对丰富的人物个性和复杂的叙事方式的热情追求使《理智与情感》和《卧虎藏龙》成为他探索东西方理智与情感概念的合适土壤。这两部有关理智与情感的电影将我们拖进了某种超越了我们却又属于我们一部分的东西中。在他的电影人物的感动之下,我们在那一刻忘记了自我,也许李安很愿意这样想,至少是在片刻间,我们正在实践他对现实的理解。李安说,他的同情心倾向于情感。然而,他描绘那种挣扎的方法显然证明了他对理智与情感的调和之举。情感在走向成熟时,必须接受并牵起理智那坚定但温和之手。而理智必须放弃和释放它的控制力、它的儒教的责任感,才可让情感显现。在每个转折点,李安的同情心都让他看到,所有人物是如何在内外的双重压力下苦苦挣扎的。他自己平衡理智与情感的娴熟之举意味着,他绝不会以一方为代价而变成另一方的囚徒。

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年)借由亚里士多德的话提醒我们,只有上帝和野兽才生活在孤独之中。所以,我们所有人也是如此:我们生活在彼此之中,从未有过绝对的孤独。《卧虎藏龙》中,李慕白一生的修炼已使他做好了迈入最后的开悟阶段的准备,但他并不希望完成自己的修炼,变成一个高不可攀、遗世独立、幡然开悟的中国牛仔。人类存在的真相不是孤独牛仔的老生常谈;相反,正是在我们的相互关联中,我们才会真正发现自我。

李安的电影将西方风格与东方哲学联系了起来,这有助于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看待同性恋。《断背山》以电影的形式捕捉到了重要的朋友关系与“仁”这一道德概念的共生关系,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从道德的而非性的角度去看待同性恋。孟子的例子证明,人类的首要兴趣不在于食色,而是具有伦理倾向。朋友之间的关系是“仁”的表现最强烈之处。

而科维诺指出,要么将异性恋婚姻放在一头,要么将无约束的自私自利放在另一头。这种二分法源于一种错误的人性观。人类并非只有自私的一面,所以他们不必屈从于压力结婚,从而使他们免于自我主义和个人主义。父母和朋友之爱像自爱一样自发自觉。像孟子一样,科维诺相信,我们应当认为人性本善,只是需要某些引导,虽然礼仪非常重要,但它们需要被放置在语境之中去考虑。

李安将此戏剧化,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似乎在暗示,同性恋关系的基础不一定非得以肉体上的亲密感为特征,而是以伦理上的亲密感为特征。这种将同性恋男子间的关系视为伦理关系而非肉体关系的观点,正是可以将孟子和科维诺的思想凝聚在一起的观点。李安暗示,人的性别不在于拥有一种明晰的身份,或是处于一种关系中(譬如婚姻)。相反,性别的本质是从错误中进行学习,并且作出道德判断。为什么男人不应该拥有亲密关系乃至性关系?因为同性恋和异性恋是道德的存在,是通过“仁”而在伦理上相关联的朋友,所以同性恋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合乎伦理的友情。李安的《断背山》是一部大理解之作:它既非传统的西部片,也非酷儿电影,而是有关同性恋的东方式的西部片。

“我们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中,”李安评论说:“用《圣经》的话来说,我们失去了乐园。”我们可能失去的乐园是什么?李安也许利用了道教和大乘佛教提倡的与自然界相和谐的普遍道德观,但又以更多犹太教与基督教兼有的术语来使之得到充实,似乎是在主张,天堂就是存在于自然法则得到辨明和尊重之时的那种安静或和谐的状态。

李安在讨论他2000年的电影《卧虎藏龙》时说,“卧虎”和“藏龙”都与藏于表面之下的东西有关,特别是潜藏的“激情、情感、欲望——藏于我们所有人内心的龙。” 李安的武侠人物俞秀莲荐言说:“无论你选择何种生活道路,都要对自己真心相待。”这一建议响应了一种常见的有关道德的老生常谈,即个人的完整性是快乐和满足的根本元素。对我们自身保持真心意味着,依照我们的真实天性行事是与他人互动并向世界呈现自身的最好方式。它还意味着,每个人内心都存在一种真实身份,我们的责任是发现这种身份并依照它的规则行事。从西方哲学的角度看,身份认同通常指的是自我之根本,它随着时间持续存在,并体验世界。身份认同的现代概念根源于一个自我的个人主义概念, “我思故我在。”

李安通过他的电影,呈现了一种一致的身份认同哲学。尤其是它对真实身份的社会含义表示怀疑。在每部电影中,主要人物都隐藏起他们身份中的重要部分,这使得他们与社会相脱离,而当他们的身份暴光时,便会造成混乱和悲剧。李安的主人公们受到环境的限制,社会和政治世界不能接纳他们独特的存在方式。他对身份认同的描绘是悲观主义的,这表明,真实身份在社会和政治世界中最终是不可调和的。当李慕白向俞秀莲说“江湖里卧虎藏龙…人心里何尝不是”这句话时,他反思了这种对真实的人类关系的颠覆。

当杰克向恩尼斯说出那些现在已成永久的话语——“我真希望自己知道怎么跟你一刀两断”——时,他表达了李安的艺术才能中根深蒂固的哲学观点。如果个体为了更加轻而易举地迎合社会规范和常规,能够让自己与其真实的感觉一刀两断,那么一切就会变得容易得多——不再那么痛苦,不再有那么多伤害。可是,我们的真实本性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就可被控制和取代的。电影主人公的毁灭揭示了李安的悲观主义。正如李安本人对电影的描述:“我使用体裁语言来讲述某种内在的东西:我在拍一部武侠片,但我真正要应对的是那条潜伏的龙。”

电影《制造伍德斯托克》和《绿巨人》中,暴力充当了自我实现、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以及充满希望的未来的绊脚石。李安哲学性地认为,非暴力是通向个人和国家救赎的更富人性、更有效的途径。李安的非暴力哲学倾向于普遍的、和平主义的、激进的基督徒形式和甘地形式,这些形式也许会“改变”反对者的“灵魂”,通过“对恶行的非暴力抵抗”来担负起“个人的救赎”。在李安的电影中,暴力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因此作为一种作战模式的暴力本身,天生具有破坏性。李安指明,暴力会阻断救赎民众、恢复关系和保护充满希望的未来的可能性。

通过对在美国战争语境下充当了一种道德善行的、个人主义的、英雄暴力的破坏,李安从哲学观点上指出,美国的军事暴力是通向国民的自我实现的障碍,也与国家表面上对暴力的正当使用相左。战争是问题而非解决方法,正是在战争的对立面——和平和非暴力——中,才存在个人和国家救赎的可能性。从哲学意义上讲,战争抗议运动的非暴力的、去除了男子气概的英雄主义是对在越南陷入困境并濒临死亡的美国唯一真正的救赎。李安利用《绿巨人》中对英雄式暴力的颠覆来呈现一种批判美国军国主义的反战伦理。但在颠覆了英雄式暴力以证明非暴力英雄主义的可能性之后,李安始终怀疑,美国军国主义的英雄式暴力可否得到抑止。

李安电影《冰风暴》则提供了一种审美经验,它能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形式与内容上——传达对电影的哲学理解,因而使电影本身变成了一篇哲学论文,使得李安能够以一种复杂的、多层面的方式阐明这些基于图像与氛围的哲学思想和命题。

有那么一刻,《冰风暴》(The Ice Storm, 1997)让一切都停顿了下来。一切都静止了。当观众学会欣赏时,便到了自我反省和思虑他人的时刻。这种存在的寂静和停滞继续了李安电影从一开始就有的东西。在电影中有所表达的未被满足的欲望可以从对话式的爱情、在他人身上认出的自我、自由的简易化和通过相互承认而获得的自我意识,以及唯我论的超越和对他人痛苦产生的移情角度来加以定义。

《冰风暴》还是一部存在主义的杰作,它向我们昭示了一个由异化的他者构成的世界:他们虽然处于绝望的语境中,仍千方百计地想要克服自己的异化,虽然其结果是悲剧性的。电影从存在主义、佛教禅宗和道家思想中汲取思想,认为意义只有通过像看一部终生电影、一部以人的死亡为高潮的艺术作品那样观看一个人的存在才可获得。

“你的家庭是你从中出现的虚空,是你死后的回归之地。所以那是种矛盾——你越退缩,便会沉入愈加深邃的虚空之中。” 虚空没有特性,所以它也许看上去没有威胁性。若是它让人想到了死亡的虚无,它也就会显得更加有威胁性,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种成为外来者的离奇感觉。海德格尔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是正在迫近我们当前之存在的答案:我们的死亡。

李安哲学提醒我们,要在我们的电影终结之前,移情性地过自己的生活。它将会终结。我们的生命电影不只是部电影。不过,我们可以遇见自己正在迫近的死亡,并发现它与我们所独有的生命的关系。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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